答案是肯定的。
因为粟、冬小麦的种植，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无缝衔接的。
就好比一户农人，于开春时节种下粟，于秋收时节收获；
收获过后，抓紧再补种冬小麦，时间上虽然来得及，但非常赶。
到了来年，冬小麦成熟得等到春夏之交，但粟却需要在开春时就种下。
也就是说，等冬小麦长成、收割，粟早就过了播种的时候了。
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补种，但产量就无法保证了。
而且接连不断的不同作物种植，对于土地肥力的损耗也不容忽视。
——原本春种秋收，冬天休息，土地肥力也能稍微恢复一下，也就是‘歇一歇’‘缓口气’；
现在成了连轴转，粟才刚收割就赶紧补种冬小麦，田亩连休息、恢复肥力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长此以往，土地肥力必然会显著下降，以至于上田沦为中田、中田沦为下田，下田，则直接沦为荒地。
何谓上、中、下田
按照如今长安一带公认的说法：上田，粟产量可达到每亩三石半以上，且完全不需要‘休耕’，可以无止境的连续耕种。
中田，粟亩产量达到三石以上，理论上每耕作三年，就要休耕一年。
如要避免休耕，那就要在每年秋收后、春耕前，从河床周围找来淤泥，以补充肥力。
下田最惨——粟亩产量不超过二石六斗，每隔两年，就必须休耕一年！
如果硬要连续耕作，那第三年的产量很可能跌破二石，且大概率会流失大部分肥力，从而沦为荒地！
要想拯救，就得完全以淤泥、腐草取代原有的土壤，并维持一整年的湿润。
结合以上种种，过去这几年，关中百姓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粟、冬小麦耕种的理论、方法。
——如果要连轴转、连茬种，那就必须是上田！
而且上田几年内就会退化为中田！
所以，即便是上田，也只能三年两种。
即：今年春天种粟，秋天收获之后补种冬小麦，来年春、夏之交再赶种粟；
来年秋收之后，冬天就补种冬小麦了——让田亩休息一个冬天。
至于中田，情况更尴尬——连轴转、连茬种，每一次‘粟-麦-粟’的三连种植，就得连续休两季，即一整年。
下田照例最惨：粟-麦连种，然后就要休耕一整年。
而上田，向来都是高门富户——至少也是极个别种田小能手的专属品。
绝大多数普通农民，家中田亩都是中田、下田参半。
所以，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办法。
——直接不种粟了！
从每年种粟，春耕秋收，直接改为只种冬小麦，秋耕，春夏之交收。
因为他们发现：如果只种粟，那年产量大概是每亩三石，折钱一百钱左右；
只种冬小麦，亩产量也能达到三石以上，折钱则高达一百六十钱以上。
1.5倍的收益，何乐而不为
至于粟、冬小麦都种——也有人试过。
在不考虑土地肥力流失，导致的土地资产价值下跌的前提下，光看产量，这也不是个划算的买卖。
——二者皆种，只需要一年，从第二年开始，就会让粟、冬小麦的产量，均跌下一石！
因为粟收获之后，冬小麦得赶补种；
冬小麦收获时，更是早就过了粟的耕时，只能迟种。
二者各一石的产量，折钱不到一百钱——忙前忙后，收益甚至还不如纯种粟！
所以，过去这几年，关中地区出现大量的，彻底舍弃粟、专注于种植宿麦的农户家庭。
带着这个客观现实，回到刘荣方才的议题本身。
——冬小麦，该不该收农税
刘荣的答案是：如果不收，那汉室在关中地区，很可能再也收不上来农税了。
而且长此以往，冬小麦逐渐推广到巴蜀、关东地区，乃至于全天下；
到了那时还不收，那汉室的农税收入，就会迅速朝着‘约等于零’的方向撒丫狂奔。
当然了；
对于刘荣而言，重要的，并不是这点农税。
就算没有农税收入，刘荣也能保证汉室不被‘缺钱’所困扰。
但有一件事，刘荣却不能不在乎。
——粟收农税，冬小麦不收，必然会引导百姓民，都走上只种冬小麦、完全不种粟的歪路。
如此一来，刘荣搞出来的冬小麦，就不再是‘为汉家找了第二大主粮’，而是会变成：找到了替代粟的新主粮。
两种主粮——尤其还是错季主粮同时存在，才是刘荣搞出来主粮麦面最重要、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成果。
若是有了冬小麦，却反失了粟，那刘荣不说是白忙活，也起码是用尽浑身解数，最后来了一出脱裤子放屁——多此一举。
所以，要想保证粟、麦同时存在，就不能在税务角度过分的偏袒其中一个，以至于另外一个完全失宠。
就好比后世，广大女性的产假。
——要想让女性不被产假所拖累，那就得让男性也跟着一起休产假；
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女性避免职场歧视。
同样的道理：要想让粟不因农税而被农民放弃，那就得针对冬小麦也一同收取农税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推广更需要精耕细作的麦，冬小麦的农税，又必须比粟低一些。
这个度如何把握，便是刘荣甩给朝堂内外的难点了。
“三十取一”
沉默中，一声略带迟疑的嘀咕声传出，惹得殿内众人齐齐侧目。
便见朝班靠后一些的位置，一名发虚斑白，身上却着四百石官袍的甲老人站出身；
对刘荣微一拱手，旋即到：“可定为三十取一。”
“若逢农税减半，便可为六十取一。”
“如此，即不以重税加于百姓农户，又可使百姓不因宿麦无需缴纳农税，而尽弃粟而取宿麦……”